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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832个重点贫困县14个连片特困区
“气候变化”既是涉及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政治以及跨国合作的“宏观”命题，也是涉及“当地人”在日常生计实践中如何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微观”议题。如果说宏观层面的“气候变化”提醒人们关注生态风险的加剧和不确定性的升高，那么在微观层面对自然灾害及其风险应对的研究则成为思考人类如何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切入点。换句话说，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议题既包含了国家战略与政策的层面，也包含...
21世纪之初，当席卷京津的强沙尘暴以“灾难性震慑”的方式将中国北方草原的退化沙化问题带入公众的视野，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为标志的一系列针对草原的生态治理政策也随之启动。草原的环境问题被转化为经济投入与技术治理的问题而转交给了政府主导的“专家体系”，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则被认为是草原的破坏者而处于边缘的失语地位。如果进一步检视草原生态治理所涵盖的具体政策措施，可以发现“...
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主体是人。如上文所述，在干旱半干旱的气候变化敏感区，传统游牧生计包含了应对气候变异的有效的社会适应力。然而，当下草原牧民的生计模式是经历了近60年“现代化”历程的产物，可谓“今非昔比”。因此，在当下气候风险加剧的条件下，我们必须重新厘清生态脆弱地区存在的生态、社会与经济的基础结构。
2000年之后，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内蒙古草原区在国家现代化发展版图中的地位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方面，草原作为生态功能区的意义得以强化，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致力于草原生态的恢复与治理，维护国家的生态安全；另一方面，以鄂尔多斯为轴心的内蒙古草原区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引擎，在这些煤炭、天然气、石油资源的富集区，国家逐步建立了能源开发的战略...
北方草原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气温升高和降雨减少对草原牧区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影响。然而草原牧区所面对的草原退化和牧民贫困却并非气候变化这一单一因素所引起的。过去的30年间，在面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同时，内蒙古草原牧区也在经历最激烈的制度变迁过程，这些制度变迁可以加剧或减弱气候变化的影响。在这一部分我们探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有助于提高或削弱牧区气候变化适应能力，从而保持或阻碍草原牧...
400毫米等降雨线构成了半湿润和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以此为界，在中国北方形成了农业与畜牧业两种生产方式，并基于这两种生产方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和生计方式。农业与畜牧业之间的分野往往被认为是由自然条件，特别是不同的气候条件所决定的（拉铁摩尔，2005；冯嘉苹等，1995）。在400毫米等降雨线的两侧形成了一个农牧交错的过渡地带。随着气候变化，这一地带在不断发生向南或向北的...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加勒特·哈丁（Hardin）（1968）的“公地悲剧”模型为众多决策者所接受，自然资源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或国有化进程（奥斯特罗姆，2000：42～43；Lee，2002）。然而，这两种简单化的方法不但没有阻止原有的资源退化问题，反而进一步推动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国有化管理的反应滞后和缺乏弹性，以及私有化策略对资源使用者自利行为的...
国家权力深入草原社区的过程在改善牧区基础设施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草原社区的适应能力，一方面国家通过草原承包和集约化畜牧业的推进，改变了原有草原社区的生产结构，进而改变了其社会结构，社区集体行动能力降低；另一方面在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话语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草原环境政策，试图管束牧民的放牧行为。但是由于这些政策是简单化的，无法适应地方的复杂性，而且国家也缺少相应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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