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F.佩鲁发表了《新发展观》。“新发展观”不仅是对单纯的GDP增长观的批评，而且也揭示了“发展”所具有的复杂的人道主义内涵。它要求经济学家们不仅考虑效率，也要考虑公正。应该说，“发展”比“增长”所多出来的，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与佩鲁的“新发展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两次出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就是对“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修正。佩鲁说的“新发展”和我们说的“科学发展”都包含这样的含义：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应完成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我们的发展也不应仅仅是要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附庸。“科学发展观”或“新发展观”所主张的“发展”最终要落实到我们每一位公民的生存权及全面发展上，落实到中华民族在国际竞争中的发展权及平等地位上。我们正在切身感受21世纪第一次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这更需要我们以十二万分的严肃来认真对待自己的发展课题！

再换一个角度说，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东中西部发展严重不平衡，大致是一个梯度结构。东部的上海，2008年的人均GDP为全国最高，达到73124元，按1∶6.8的比率折合为10754美元；而西部的贵州在全国连年垫底，只有7264元，折合1068美元。二者相差10倍左右。中部的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只能达到上海的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然而，所有省份现在的发展是在同样的资源、环境制约条件下，中西部欠发达省份已没有和东部省份同样的发展条件和发展道路；反之，东部省份的环境治理问题也许会比西部地区有更大的负担，并且阻碍其继续高速发展。因此，在国情如此复杂，省情如此多样的区域贯彻科学发展观不会有统一的模式，也不宜以一套简单的量化指标来衡量。各地只能根据自己的区位特点和资源禀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摸索出自身的科学发展道路。近两年我们分别注意到东西部两个地级市的科学发展实践：东部的无锡和西部的丽江。城市尤其是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发展也许是未来几年应多加关注的焦点。我们希望从它们的探索中学到更多的经验，并探讨一些发展的问题。 <<

章建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主编，联合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中国政府首席专家，曾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研究员、山西大学特聘教授，文化和旅游部《公约》事务部际协调机制专家，并任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理事。近年来，积极开展各项文化研究，著有《制度创新，推动文化发展繁荣》《文化经济学视野的搭建》《山西省民间音乐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等。《文化蓝皮书》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先进文化建设与文化体制改 革”主持人；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文化发展纲要》起草小组专家组成员；国家法改委和世界银行中国文化事业单位改革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市发改 委十一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课题组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哲学、经济伦理学、文化哲学、文化产业理论。发表论文专著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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