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宁到国家级贫困县玛多,我们驱车用了六七个小时。一路上都是起伏的群山,而山上则散布着悠闲自得的牦牛群和羊群。此行我们所关注的是西部高寒地区的贫困问题,以及国家电网定点帮扶的举措。
在漫长的驱车路上,我们和国家电网的同志就贫困问题展开了讨论。从交谈中了解到,当地牧民养一头牦牛,三四年之后就可以卖一万元左右,而所需的成本并不高,主要是人力投入。平均下来,每养一头牦牛一年就可以赚2000元左右,养50头牦牛则每年可赚10万元以上。国家电网的同志告诉我们,养50头牦牛对这里的牧民来说算是很少的了。
除了牦牛,牧民还会养一批羊,一只羊一年的收入少说也有七八百。然而,还不仅仅是这些,对于身处高寒地区的玛多牧民来说,每年从草场上摘取的虫草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更早一些时候,玛多县还要富有得多,除了大量放牧之外,当地还有金矿可供开采。因此,如果仅从经济收入来看,玛多的牧民们似乎不应该是贫困的。
贫困不仅仅是客观的财富水平,也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那么,对于玛多的牧民来说,他们觉得自己贫困吗?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总是试图在他们的脸庞和双眼中寻觅贫困留下的痕迹,然而,我看到的却总是宁静与平和,甚至流露出了一丝怡然自得的喜悦。不要忘了,这里是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寒地区,是环境最为艰苦的六类地区。在这个地方,我几乎每天都饱受缺氧的困扰。除了缺氧,在我看来还有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每户人家都相距甚远,大家根本很难形成邻居的概念。
当然,如果我们把贫困理解为匮乏,那么玛多最明显的匮乏也许是舒适稳定的自然环境以及直接受此影响的生命健康。高原草地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一旦放牧的数量过多,植被就很容易受到破坏,造成水土流失,而要恢复起来则困难重重。从这个意义上讲,玛多牧民的家庭生计受到严格的资源约束。
一到玛多,我的高原反应就来了,头晕目弦,夜不能寐。国家电网的同志叮嘱我,千万不要洗澡,在这里如果不小心感冒咳嗽,很可能引发高原肺水肿和高原脑水肿,一旦延误救治就有生命危险。
实际上,即使是长期住在高原的当地人,也很难逃脱环境对健康的损害。在青海,碘缺乏病、布病、包虫病、大骨节病、氟中毒病等地方病长期肆虐,严重影响农牧民的生活生产。环境的不适以及地方病的多发,直接影响到当地人的生命质量。从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整个青海的平均预期寿命是69.96岁,比全国平均水平(74.83岁)少近5岁,而作为六类地区的玛多县人均预期寿命只会更低。从环境和生命的质量来看,将玛多归为贫困地区似乎并不为过。
环境的不友好会诱发各种致贫风险,比如疾病。患了布病、大骨节病和氟中毒病,都会损伤人体的骨头或关节,导致病人丧失劳动力。而为了照看病人,家庭还要投入其他的劳动力,从而进一步削弱家庭的经济收入能力。当然,存在致贫风险并不必然就会出现贫困的后果,关键还要看是否存在有效应对风险的机制。从家庭层面来看,受制于教育水平的不足,老百姓对防治地方病的重要性和长期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一个家庭条件还不错的藏族同胞告诉我们,他有四个子女,最大的36岁,最小的27岁,都没有上过学。当时家长为了让小孩好好放牧,常说的一句吓唬话就是,“如果不好好放牛,就把你放到学校去”。201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青海农村的文盲率高达12%。由于长期存在教师缺口(教师不愿意到玛多来工作,尤其是优秀的教师),当前玛多的教育状况并不乐观,很多学生在汉语交流方面依然存在困难。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有时候,政府行为本身也可能成为牧民致贫的风险来源。玛多位于三江源保护区核心区域,为了保护好“中华水塔”,国家禁止当地政府任何形式的经济开发,包括传统的畜牧业,放牧牛羊的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从这个层面来讲,玛多的贫困,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做出的牺牲。
除了限制经济开发,政府还鼓励当地牧民迁移到海拔较低的地方生活。在玛沁,有一个新村就是为安置玛多移民而建立的。脱离了熟悉的草场,牧民对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就目前而言,只能依靠政府的各项补贴生活。为了确保牧民不至于因为迁移而陷入贫困,政府给了他们较高的补贴。据当地人统计,搬迁的牧民得到的各项补贴,平均每人每年有两三万元。
为了给玛多县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国家电网通过开展大量的前期调研工作,确立了为玛多县异地建设一座光伏发电站的扶贫计划。整个项目的成本(9282万元)全部由国家电网投入,并且只用了短短60天的时间就把电站建好了。
在半年的时间里,光伏电站已经获得300多万的纯收益,这些收益将全部用于玛多县1701户、4532人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正常来说,一个光伏发电站可以持续发电25年,这意味着玛多的贫困人口在25年的时间里都可以分享该电站的收益。
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扶贫投入都是针对家庭的,试图通过增加家庭的财富来提升其抵御贫困风险的能力,我们可以把这称为“补需方”的策略。然而,仅仅依靠“补需方”是不够的,人们有了钱,要提升健康资本和教育资本,还需要有好的医疗体系和好的教育体系。换言之,我们还需要有“补供方”的策略。
所谓“补供方”,最主要的就是切实完善医疗救治与卫生预防体制,提升教育质量,逐渐改善牧民的社会生活环境。“补供方”,除了加大社会事业投入力度之外,更应当强调体制机制改革,而这正是各级政府下一步扶贫工作所应考虑的重点问题。
内容时间:2017-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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