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中国已经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当下，如何应对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的因病返贫，不仅关乎如何巩固中国脱贫成果，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通过较低的成本助推金融服务下沉，相较于传统的扶贫措施在相对贫困治理方面已显示出巨大潜力。

如何理解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我国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的返贫原因和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助力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优势何在？如何更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作用？减贫研究数据库精选库内相关报告，分析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的返贫风险，梳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结数字普惠金融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提供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政策建议。

1.农村相对贫困特征及返贫风险

我国长期的二元经济体制及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战略，导致城乡差距的客观存在，农村因此成为发展不平衡影响最显著的区域，使得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相对城镇居民来说就是一个相对贫困群体，而绝大部分刚摆脱贫困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和现实生活条件则更差，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将成为相对贫困人口的主体。

一是深度贫困地区的相对贫困人口和边缘人群将成为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的主体，且这个群体的规模还不小，发展过程中的受制因素多种多样，发展需求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特征。

二是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的分布将从原来的集中连片、区域性、整体性甚至民族性贫困向分散性、零散性、个体性贫困转变，即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某个县、某个村的特点将不会很明显，更多的是个别家庭因特殊情况而陷入贫困。这也会进一步放大贫困人口的特征、致贫原因和发展需求。

选自郑宝华《贫困治理面临的新形势》，阅读更多>>

巩固好脱贫成果难度显然是很大的，因为无论是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来说返贫的潜在风险毫无疑问都会时刻存在。这些风险的产生，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主要来自贫困人口自身的能力与水平，自身是否具有防范抵御风险的能力。而健康状况弱、文化水平低、技术技能缺乏、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等都与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密切相关。

外部因素包括经济发展动力、扶贫政策执行以及突发性自然灾害等方面的风险。经济发展动力方面主要来自贫困地区产业基础薄弱与产业经营不善可能导致已脱贫人口收入不足的风险。经济发展缺少动力，农民增收就很困难。在政策性返贫、能力缺失返贫、发展型返贫等各种返贫现象中，收入问题是返贫的主要成因。贫困地区的经济多为村集体经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市场机制不健全，产业项目刻板化、同质化严重，发展存在短板，容易导致产业经营失败，贫困人口就业困难，收入减少，家庭生计困难。其次是扶贫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此外，自然风险也是贫困地区潜在致贫返贫因素，贫困人口的返贫率和自然灾害等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选自李国和、汪炯汝《脱贫后返贫致贫的风险因素及其防范化解对策》，阅读更多>>

2.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为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新机遇。金融科技手段的运用，一方面能够大幅度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突破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制约，扩大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和服务边界，实现对金融服务不足的群体（如小微企业、“三农”群体）更好的支持；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服务效率，优化服务体验，降低金融交易成本，进而提升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数字普惠金融已经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为一直以来金融机构普惠金融服务过程中“义”（可负担）、“利”（商业可持续）难以兼得提供了可能。

数字普惠金融泛指一切可以通过数字科技手段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曾被排斥或服务不足的群体以数字方式获得和使用各类金融产品与服务（如支付、转账、储蓄、信贷、保险、证券、财务规划和银行对账单服务等），通过数字化或电子化交易，如电子货币（通过线上或移动电话发起）、支付卡和常规银行账户，其核心内涵在于应用数字技术提高普惠金融水平。

从目前来看，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商业银行、互联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大型金融科技企业为服务主体，以支付体系、信用体系、法律体系、政策体系为基础设施和制度保障，以“一委一行两会一局”为监管和调节主体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系统。

摘自燕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阅读更多>>

3.数字普惠金融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

（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多维减贫效应明显

互联网金融使用为打通传统金融机构“最后一公里”难题和提高普惠金融精准性具有重要作用。第一，互联网金融使用广度和深度的提升均可以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状况，互联网金融使用广度每提升1个单位，绝对贫困户和临界贫困户的多维减贫效应分别提升10.8%个单位和11.1%个单位；而互联网金融使用深度每提高1个单位，绝对贫困户和临界贫困户的减贫效应分别提升17.4%个单位和18.8%个单位，相较而言，互联网金融使用深度的多维减贫效应更加明显。第二，互联网金融使用的多维减贫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要好于中部地区，其多维减贫效应存在“中部凹陷”特征；在有负债的农户中互联网金融使用对能力贫困户和物质贫困户的减贫效果更突出。第三，互联网金融使用这一变量能够通过增加农户非农就业机会、拓展电商业务、提升金融素养等方式，实现减贫增收、产业扶贫以及资源优化配置，强化其多维减贫效应，进而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和返贫风险，摆脱传统金融机构普惠金融面临的“金融贫困恶性循环”困境。

选自“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金融反贫困创新研究”项目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多维减贫的影响机制与效应》，阅读更多 >>

（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具有较强的缓释效应，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可以使在人均消费支出为1.9美元/天、3.2美元/天、5.5美元/天标准下的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分别降低17.3%、21.1%、18.4%。但相较而言，随着相对贫困线标准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边际缓释效应呈现先上升后小幅下降的趋势，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呈现“数字金融红利”效应，当超过一定临界值后将呈现“数字金融鸿沟”效应，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较低贫困线标准下的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较明显；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较高贫困线标准下的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较大，且其门槛条件也相对较高。

第三，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和相对贫困线标准的不断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农户数字技能、风险管理能力以及缩小收入差距来发挥中介效应，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其中，农户数字技能和风险管理能力越强，越有利于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缓释效应；而居民泰尔指数越大，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越大。此外，随着贫困线标准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变动冲击也小幅提升，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缓释效应呈现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

选自“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金融反贫困创新研究”项目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阅读更多>>

4.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助力相对贫困治理的建议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解决贫困脆弱性问题提供了重要保障。从贫困脆弱性的角度出发，不断拓宽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发挥其普惠与包容特性，使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与服务惠及低收入人群，不断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发挥好数字技术在信贷、保险、支付、货币基金、投资和征信等各方面的功能，促进贫困家庭的财富积累。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提升支付便利性、家庭风险管理水平和金融素养来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概率。因此，需要持续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加快农村支付环境提档升级，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和畅通性。深入开展数字金融知识普及和风险教育，促使贫困家庭树立“买者自负、风险自担”的理念，维护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和健康。

第三，要重点关注贫困家庭的数字鸿沟问题，为此，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推进金融知识的普及，完善互联网等新技术设施建设，加快数字技术的深层次应用，以使家庭弥合数字鸿沟，让数字金融释放更大的数字红利。

选自吕勇斌《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贫困脆弱性》，阅读更多>>

内容时间：2025-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