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正在发生巨变。自古以来国家就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代表着权力的维度，村落自治是中国自古以来政府对乡村治理的名义规则，不过这种名义规则实质上却是在不断变迁，不同年代、不同时期国家力量介入乡村的方式和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过去，国家希望对乡村进行绝对控制，人们被限制在乡村社区中，很难流动，人的生老病死国家都要管，当这种绝对管控模式遭遇危机后，国家巧妙地通过村民自治的方式实现了自己对地方管控的“抽离”。从名义上，国家不再直接管辖和治理乡村，而是由村民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来实现对乡村的管理。这种监督式的管理模式，一方面是适应了中国这种人口多、区域情况差异性大的国情现实，有利于实现有各区域特色的差别化管理；另一方面这种自治模式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积极性，推动内生性力量发展。不过，国家并不是完全脱离，形式上的“抽离”并不影响国家对乡村的实际控制，国家与乡村的关系从管理演变为更加精巧的治理术。我们在前文分析了当前国家通过政策手段、经济形式以及代理人的形式对乡村进行控制。国家的基本逻辑是“稳定的发展”。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是一个矛盾频发的区域，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当他们之间这种利益不可调和或存在抵触时，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所以国家实际上要面对一个发展与稳定的实践矛盾，国家既要实现乡村的大发展，又不愿意面对乡村“失控”的局面，因此国家的力量在乡村中的表征内容是一种开放与约束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