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一级在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县域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从改革初期集中连片贫困重点片区和贫困县扶贫开发到21世纪初“国定贫困县”实施参与式扶贫，再到新时代“贫困县全部摘帽”，县域贫困治理构成了中国减贫实践的独特进路。当前，在我国“三农”工作任务发生历史性转移的新阶段，仍需要以县域治理的独特进路持续巩固拓展“县域”脱贫攻坚成果、接续衔接“县域”乡村振兴实践。然而，既有研究成果未能从“县域治理”维度聚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性以及揭示增强“县域”乡村振兴自主性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因此，在新发展格局决策导向下，亟须找准县域乡村振兴突破口和切入点，塑造基于城乡经济社会大循环的“空间结构共生型”县域乡村振兴进路，完善乡村振兴县域治理框架。回顾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乡村振兴政策取向，推进县域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优选方案。这就要求深化新发展格局下县域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的逻辑框架、实践模型、实施原则和集成路径研究，为形成县域乡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