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给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家贫困治理能力的重大议题，即它何以能够克服“时间—任务悖论”而成就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脱贫攻坚最重要的制度创新在于，举国体制和技术性治理相结合，形成一种国家贫困治理的“总体—技术范式”。在治理结构上，脱贫攻坚诉诸举国体制构建了强有力的组织动员体系、全方位的政策保障体系和全覆盖的定向帮扶体系。同时，城乡关系的革命性变化为举国体制带来了新的结构性优势；在治理方式上，脱贫攻坚形成了以精准为原则，以户为政策单位，以数字化治理、个案化治理和第三方治理为基本形式的技术性治理。特别是技术治理对群众路线的双重夯实，释放出巨大的治理效能。脱贫攻坚之所以能够克服“时间—任务悖论”,主要得益于“总体—技术范式”的任务中心化机制、全景问责机制和下沉治理机制对新治理结构和新治理方式的制度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