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多元主体参与国际发展的机制分析。作为最早一批加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东亚国家，日本在国际发展共同体方面的经历，尤其是发展型国家知识体系在其中的兴衰极具典型性。它反映了一个和西方不同文化的经济强国从最早通过援助拓展企业的海外利益，到通过强化国际发展塑造国家形象、拓展国家发展的海外空间的历程，其经验和教训都值得借鉴。本章从日本对外援助叙事的历史变迁、主体的知识生产与多元主体参与实践三个维度进行了系统梳理。首先，日本的援助从向二战中受害的国家支付战争赔偿开始。这一时期，日本出于扩大本国贸易和企业收益的考虑，用“基于请求”的方法开展援助项目，日本外务省（外交部）和日本企业是这一方法的具体管理者和实施者。20世纪70～80年代，受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政府更加重视本国的资源安全和经济形势，企业也向海外特别是非洲国家投资和转移生产，这使得日本援助呈现出更加浓厚的商业化意味。同时，为了回应国际上对日本援助过于重视本国利益的声音，日本开始宣传大规模援助，以提高本国的国际形象。20世纪80年代末至1997年，日本学界不断丰富发展型国家的理论，政府也希望和传统援助国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有所区别。因此，日本在援助中强调非洲国家的发展意愿和自助努力、援助的所有权、亚洲的发展模式等基于自身文化和发展历程但又区别于西方既有发展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的新型发展知识，但日本国内政商关系被媒体和社会组织等批评为腐败和低效，因而，社会组织参与援助成为缓解援助中政商紧密联盟的办法。1997年后，亚洲经济危机使得日本削减了援助份额，失去了世界第一大援助国的地位，发展型国家的理念也没能占据发展知识的主流位置。且日本经济的衰退使得企业更强烈地呼吁自身的利益，政府要优先保证日本自身的经济发展，日本本国私营部门在海外的商业利益在援助实践中又回到了受重视的位置。同时，日本也通过拓宽议题范围、强调人类安全的发展合作来提高援助的质量。日本案例的启示是，在全球层面，在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原则的前提下，国际发展知识的本土化生产和国际化传播至关重要，尤其要加强与国际组织的联系，并关注外部国际形势，从中积极引导、创造机遇。在国家层面，要为多元主体参与对外援助创造内在机制，比如日本为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都设计了多样化参与合作机制，从而发挥其优势，避免其短板，共同发挥协同创新的能力，改善国际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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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秀丽:徐秀丽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领军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公共管理学科全球治理工作组成员、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常务理事、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副理事长。研究领域为：发展知识、全球发展治理、“一带一路”与中非发展合作。她在World Development、《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国内外顶尖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与一般项目。
李小云: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他长期从事国际发展与非洲发展、贫困与乡村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发表中英文论文200余篇，出版了《贫困的终结》、《发展援助的未来》、《新发展的示范：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微观叙事》、《国际发展援助》系列丛书等20余部著作。他还是国际发展、扶贫和乡村振兴等领域的实践行动者，探索出了中非“小技术 大丰收”“河边脱贫模式”“昆明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模式”等行动范式。曾获中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2021）、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奖（2021）、文津图书奖（2022）等荣誉或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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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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