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气候变化已从一个相对模糊的科学话题发展成为全球政治议程中的一个关键议题。〔瑞士〕托马斯·伯诺尔、〔瑞士〕莉娜·谢弗：《气候变化治理》，刘丰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8页。温特甚至认为，“由于潜在而可怕的长期威胁，且短期内少有国家能在共同应对并采取强有力措施方面获益”，气候变化成了目前最重大的国际政治议题。“View from the Top：Nine of the World's Top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 Weigh in on the Ivory Tower Survey”，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01/03/view_from_the_top？page=0，0.以批判理论来诠释，这种气候变化的政治还带有某种自反性色彩，既批判现下存在，又指涉未知未来。严双伍、赵斌：《自反性与气候政治：一种批判理论的诠释》，《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57页。一般而言，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公共”问题，即任何行为体都无法单独解决该难题。此外，温室气体减排的经济与社会成本都较为高昂，因之对于单个的行为体而言，应对气候变化则是非理性的，即行为体的最优策略似乎是逃避，从而坐等其他行为体来解决气候问题。Kirsten H.Engel and Scott R.Saleska，“Subglobal Regulation of the Global Commons：The Case of Climate Change”，Ecology Law QuarterlyHarvar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由此而论，一国若应对气候变化，则须寻求正式的国际合作，以制度的形式将其与他国相联系，“通过减少缔约成本、提供商谈焦点、扩充信息量，从而以可信性和合理性来共同制裁越矩行为”。Antto Vihma，“India and the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Between Principles and Pragmatism”，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