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村，熟人社会是一个基本的社区生活单位。通常情况下，自然村的范围就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具有相对明确的自然地理、群体和心理认同的边界，是农民在物质、社会和文化上的生活场域。农民生活诸方面可以在熟人社会中得到整体性的体现，人情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农村人情的区域差异因为村庄社会结构的不同呈现出来，而村庄社会结构则由农民的“自己人认同”及村庄社会关系模式而形塑。

人们之所以热衷于积极主动地履行私人义务，乃是因为公民权利的匮乏，促使人们转而追求私人权利的满足。而私人权利的满足是通过履行私人义务而间接地实现的。可见，要促使人们积极主动地履行公民义务，克服义务承担行为上的特殊主义倾向，就必须大力建设公共社会，克服公民权利匮乏的状况，实现私人道德与公民道德的融合。

简单来看，我国农村的仪式性人情是村民社会交往关系的表达，它以礼物交换为媒介，包含随礼、待客、仪式等要素，发挥着经济互助、整合村庄社会、凝聚村庄情感等多方面的功能。但是对于幅员辽阔、社会高度复杂的巨型国家而言，这些相似性往往只是一种表面相似性。

本文拟通过对一户农村家庭历时近十年的两次红事礼单账册的文本比较研究，分析礼单经济折射的不断处于流变状态的实践性私人关系网络，以此探究普通村民日常生活世界圈子文化的变与不变。由于本文的经验聚焦方向历时之长且涉及同户家庭的代际差异比较，故其可以区别于以往的相关研究。

本文讨论的是村庄秩序的变迁。首先，本文论述了乡土熟人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并指出“人情”是熟人社会中的一种机制，人情机制维系了熟人社会的秩序生产。其次，本文介绍了熟人社会中的人情与礼俗，并指出人情也构成了乡土熟人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接着，本文阐述了人情取向的乡土逻辑的四个原则。最后，本文阐述了现代化进程对于乡村社会的重塑，并阐明了挖掘熟人社会理论意涵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