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继续分析“环境”“组织”“人”三个变量，从外部环境条件和组织自身内部条件层面探讨西部阳光的“一级跳”，其中外部环境包括目标群体的环境和西部阳光自身的环境，内部条件主要通过组织运作及结构来展示，并揭示出西部阳光在这一时期的困境。

本文基于北京40个村庄问卷数据，试图从微观层面，探讨制度实施的具体合法性机制与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之间的关系。借鉴新制度主义视角、斯科特的制度合法性理论，通过定量数据分析，本文论证了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与文化-认知合法性等三大合法性机制均对人们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参与意愿有积极影响，全面论证了斯科特的理论与本文的主要假设。

当前中国环保NGO发展所面临的既有法律合法性问题，也有社会合法性问题，即社会公众的心目中、在社会的潜规则运作中所具有的合法性。本文通过对若干NGO的调查揭示其社会合法性的现状，显示那些没有法律合法性而拥有社会合法性的组织，也可以完好地运作。NGO通过专业化、做实事、资源整合、增进与政府的合作等途径提高自身的社会合法性，是自身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本文指出，合作社信用合作需要不断累积多种类型的合法性，从中获取政治资源、社会资源、政资源和法律资源，将不同的资源融入组织生长系统中作为构成要素，并对各要素进行系统的整合利用，使各要素在相互作用中发挥部分所不具有的整体价值和实践功能，促进信用合作持续生长。因此，本文认为，合作社信用合作生长的关键是适应内外部环境带来的压力和挑战，不断争取社会合法性、政治合法性、...

近年来，我国各个领域的NGO层出不穷，它们在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建设的同时也遭遇了自身发展的困境，这其中与NGO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资金获取问题尤其令人关注，然而目前较少研究者针对这一问题开展深入的个案研究。通过对X基金会的参与式观察与访谈，本研究发现草根NGO的资金现状令人担忧，存在资金规模小、资金收入结构不合理、筹资缺乏专业性等问题。本研究发现，草...

本文基于个案村庄进行案例分析，以定性研究为主，对不同制度的不同合法性机制展开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以文化-认知合法性机制为主导的制度实施效果最优，而规制合法性机制主导的制度效果相对较弱。研究结论启发笔者，今后关于公共物品供给或组织制度等相关研究，需要探索制度实施所具备的合法性机制，而文化-认知合法性机制尤其值得关注。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是对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与内容是否合法进行论证的一种行政内部程序与制度。2015年，太原市制定出台了《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规定》，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适用对象、机构职责、启动程序与流程、审查内容、意见效力、责任承担等内容做了具体规定。《太原市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规定》实施以来，对相关部门进一步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