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北京40个村庄问卷数据，试图从微观层面，探讨制度实施的具体合法性机制与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之间的关系。借鉴新制度主义视角、斯科特的制度合法性理论，通过定量数据分析，本文论证了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与文化-认知合法性等三大合法性机制均对人们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参与意愿有积极影响，全面论证了斯科特的理论与本文的主要假设。

本文基于个案村庄进行案例分析，以定性研究为主，对不同制度的不同合法性机制展开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以文化-认知合法性机制为主导的制度实施效果最优，而规制合法性机制主导的制度效果相对较弱。研究结论启发笔者，今后关于公共物品供给或组织制度等相关研究，需要探索制度实施所具备的合法性机制，而文化-认知合法性机制尤其值得关注。

本文为书《何以公共：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合法性机制探究》的研究总结与展望。研究认为，合法性机制是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有效实施的关键，规范合法性是增进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绩效的新路径，文化-认知合法性是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有效实施的深层保障，制度合法性机制显著促进人们的公共物品供给参与意愿。

本文是基于笔者在福建省所选取的一个村庄开展的个案研究，主要结合部分定量问卷与大量质性访谈资料进行分析，试图探讨斯科特的制度合法性机制理论框架下的具体制度合法性机制——文化—认知合法性机制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之间的关系。本文论证了制度的文化-认知合法性在制度有效实施与公共物品有效供给中的积极作用。

本书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分别探讨了规制、道德规范与文化-认知三大制度合法性要素及其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尤其通过个案研究，深入剖析了道德规范与文化-认知要素对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在田野研究中，作者观察到，超越个体层面的群体结构也对公共物品供给等产生影响。作者强调，普遍道德和群体结构为理解公共物品供给等集体行动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为有效克服“搭便车”等集体...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组织形式载体，其产生之初，就由于其游离于市场机制失灵边缘的制度设计而对政府规制具有天然的依赖性，对政府扶持具有天然的倾向性。在合作社的发展实践中，作为一种“防卫性”应激机制的合作社，其发展依赖于内部治理与政府供给的外部制度环境的耦合与匹配，深受其赖以建立的外部组织环境的制约与影响。而伴随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与蓬勃发...

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的规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起步和发展阶段、迅猛发展阶段、稳定规制阶段以及规范管理阶段四个历史阶段。近年来，出租车罢运事件凸显了该行业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脆弱的行业生态。出租车行业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运力供需不平衡、垄断经营模式不符合发展需要、专车软件盛行、行业监管不到位、收益分配不合理、乱收费现象严重、部分地区加天然气成为难题、法律法规严重缺失等。对...

本文运用全国性的定量数据探讨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中的一项具体合法性机制，即规范性机制/道德要素对人们在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中的行动影响。实证研究与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农村的普遍道德存量是影响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本文进一步探索了培育普遍道德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