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制度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到，组织制度的形成和演进有其自身的规律性，集中体现在组织制度的形成和变化是效率机制、合法性机制和共同目标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组织创建者的自由意志对组织目标的设定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组织制度的变化也是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协调与平衡的结果，其中组织的“内部人”往往发挥关键性的影响。

本文内容为2018年重庆市工业企业改革与转制情况。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提出，年经济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缺点，即只强调了人的自私的一面，而忽略了人性的多重性、多面性，导致了人性中贪婪本性的放纵和扩张；医治资本主义危机，不能继续原来的老路，而应大量提倡和扶持建立在人性中利他主义的一面，即建立社会企业。

产权和治理结构的变化密切相连。产权的变动总是带来治理结构的变化。

除了部分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小额信贷服务，目前我国的小额信贷总体上还只是小额贷款，不包括其他金融服务，如储蓄、保险、支付等。本书讨论的小额信贷是指向贫困和中低收入人口以及微小企业提供的小额度贷款。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部分学者开始意识到了组织制度对于公益性小额信贷制度可持续服务于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性，认为需要在组织制度、管理制度等方面对扶贫小额信贷进行研究。2001年，杜晓山先生指出，中国小额信贷即将进入制度化建设阶段。

2007年6月11～17日，笔者有幸参加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赴湖北调研组，先后在武汉、黄陂、枝江、当阳、长阳、宜昌等地进行专题调研。本文主要针对农村基层事业单位转制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这种做法进行学术层面的思考。由于资料、调研时间和调研范围的局限，得出的想法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本章组织的再造主要是围绕回迁社区中两大主要居民自治组织———村委会和居委会的职责与功能转变展开的。村委会的变形和适应表现出极大的地方性差异，本研究选取了几类典型，包括“各自为政”“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三驾马车”“一家独大”进行论述。而在城市社区，基层组织建设标准、各地居委会的进驻和组织架构搭建则大同小异，只是由于地方政府的推进力度不同而有所差异，总的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