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并日益向各行各业渗透，对人们的工作场所、职业选择乃至工作本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造成了各种不同的后果。本文认为，技术应用在影响工作变迁时存在着两种作用机制：效率和控制。在对效率机制和控制机制进行解释，并对各类相关论述进行归纳的基础上，发现技术应用在重新定义了工作的同时，也给个体和社会带来了诸多平衡和不平衡的后果。

老牛湾村地处偏远，土地贫瘠，自然环境的恶劣导致其种植农业史相对比较短暂，只有200多年。先祖在政策主导下迁移至此，随着人口增加，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人多地少矛盾也凸显出来。土地狭小、农业机械难以介入和水利灌溉设施的落后导致农业发展一直比较落后。但相对优越的交通位置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

本文针对当前社会-技术关系研究中技术决定论、社会建构论和互构论三种取向之间的分歧，提出了两个理解框架：“强度比较”的视角，其结果是三种理论的排他性竞争；“机制差异”的视角，其结果是观点互补、理论弥合。在综合三种取向的路径下，文章进一步引入了时间维度（涉及社会过程）和内部视角（涉及技术过程），分别用以解决技术-社会互构论中的关系静态化问题以及技术变迁黑箱化问题...

本文通过聚焦于历史上“知识”分布的变化情况，探讨手工业时代、工业革命之后以及信息技术时代三个不同技术阶段中技术、工作、知识的三角互动关系，试图探究在知识被用于生产以后，技术进步给工作岗位及劳动分工带来的影响。在梳理人类社会知识分布变迁的过程中，本文针对古典时代到信息时代技术变迁对工作的建构进行了解释与说明，以理解“工作”概念变化背后的深层作用机制。

本文关注社会要素、社会机制在技术应用与工作变迁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针对当前出现的“就业极化”趋势，文章从技术-技能匹配性的视角出发，区分了“能力摧毁型”和“能力增强型”两类技术应用，并分别讨论了市场机会、群体支持和教育制度三类社会机制在推动“能力增强型”技术应用以及应对“能力摧毁型”技术应用中扮演的角色。

本文关注数字化、移动化的沟通技术与人们社会生活变迁之间的关系，旨在揭示：沟通技术对社会生活的改变，不是技术条件变化的自然呈现，而是携带着规则重构的深层机制。为避免不少研究陷入的“社会真空”困境，本文借助“沟通能力”和“沟通规则”的分析概念，呈现了社会生活中公私两级（公共生活、私人生活）从传统到当代的沟通变迁——例如，从双轨政治的沟通双轨到信息政体的民主参与，...

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县长垌乡长垌村长垌屯的茶山瑶自进入大瑶山后，不断繁衍发展，在文化方面都发生了不少的变化。文化的变迁促使我们思考如何保护传统民族文化，尤其是优秀的民族文化。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政府应有足够意识保护民族文化，群众应有足够意识保护民族文化传统，正确处理文化变迁和经济发展的矛盾。

本文区分了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讨论中常被混淆的两个概念，即研究性质和分析技术。在此基础上，对研究性质维度上的三类，即定性、定量、个案，与分析技术维度上的三类，即历史分析技术、理论分析技术、统计分析技术进行了交互、组合讨论。本文还对一个子类组合，即理论模型与案例研究对话方法进行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