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边际化的区域性、结构性及阶段性变化，将改变农户农地经营决策，加速农业生产资源要素在产业间及产业内的优化配置。前述分析表明，粮食主产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农地边际化现象。在此背景下，本章站在全国及粮食主产区层面，对其农户农地投入行为进行比较分析。

农户是农地的直接支配者、经营者与收益者，其农地投入行为直接关系到农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粮食安全大计。本研究从农地边际化视角，推演粮食主产区农户农地投入决策机理与行为，设计确保粮食安全与粮农增收协同的利益机制，进而提出有益的政策建议。农地边际化是在社会、经济、政策和自然环境等多因素交互作用下，农地收益下降或农地变得不再具有生产能力的动态...

制度变迁是新制度替代旧制度的过程，作为一种共同规范，制度规定了参与人可行的选择集，约束着当事人的选择和行为，决定了制度变迁动 力的大小及制度变迁何时发生，能否继续。农地制度作为农村的基本制度，其变革发展既会受到既得利益主体的阻碍，也会受到追求利益主体的推崇，相关利益主体间的长期博弈使得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形成了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交错相融的路径轨迹。

前面分别从农户多元化目标和粮食安全目标角度考察了粮食主产区农户的农地投入行为，本章将在此基础上，梳理和分析当前粮食补贴政策的效果，并借鉴国际经验，尝试构建粮食主产区农户农地投入的利益补偿机制。

农户是农地流转中的主体，他们的意愿和行为直接影响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是诱发农地制度改革的微观基础，我国农地流转的良性调整应以尊重农户意愿为前提，以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的收入为根本目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三次农地制度变革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农地制度变革必须从农民的需求出发，任何违背农民意愿的农地制度都将以失败而告终。然而，目前基于农户行为对农地流转的研究并不多...

由于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与土地利用方式存在差异，农地的概念及其分类也存在一定差异。如日本将农地分为农用地和农用设施地（包括农舍、作物场地，灌、排水设施地，农路、耕作小路，防害设施地）；中国台湾将农地分为直接生产用地和间接生产用地。尽管农地的内涵存在地区差异， 但耕地均被认为是农地的核心。结合中国农地分类系统，本书的农地特指耕地，且侧重于粮地。

新时期我国粮食安全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饮食结构悄然发生了改变，饲料粮需求持续增加。同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新增城镇人口将进一步带动这一需求的增长，再加之人口总量的增加，需要适时调整国家的粮食安全目标。

农地是中国的稀缺生产要素，从社会总体效益看，通过农地流转可以实现规模效益。自农地流转政策实施以来，流转的周期短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科技和资金投入。并且农地长期流转是有效解决中国农业在现代化中出现的 “短板” 和农民收入 “短腿” 问题的关键。因此，推动农地流转的长期化将是中国农地流转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