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分别从宏观制度层面以及家庭层面探讨了农民的外出流动。笔者发现，从宏观制度层面看，农民的外出流动是制度变迁的产物；从微观家庭动因看，农民外出是家庭的理性选择。农民外出的直接动因是为了寻求家庭经济收入的多元化，间接动因是为了寻求家庭整体利益的改善。本章分别从宏观制度层面以及家庭层面探讨了农民的外出流动。笔者发现，从宏观制度层面看，农民的外出流动是制度变迁的产...

本文从是否常在村的视角切入，考察乡村振兴背景下留居农民与外出农民的生产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对乡村振兴的理解、需求与行动意愿。从整体来看，留居农民对乡村振兴的认知更多元，对乡村振兴的理解更具体、更具针对性，而外出农民对乡村振兴的理解较为抽象和模糊。另外，留居农民与外出农民均认为自己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配合者。除此之外，留居农民更强调小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农民从农村向城市地区的迁移是城市地区高收入的“拉力”和农村地区相对低收入的“推力”的理性选择的一种经济反映。著名的“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对这种理论做了补充和发展，认为人口迁移不仅是对收入差距的反映，更是对预期收入的反映。后来，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T.W.舒尔茨提出了“人口迁移成本与预期收益”理论，将迁移成本概括为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然而，由于受到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这些农民在自己进城落脚的同时，却无力解决孩子进城就读要面对的诸多现实问题。他们只能选择将孩子留在农村，托付给其他人代为照看，最终形成父母与子女分隔两地的局面，新的弱势群体—“留守儿童”也由此诞生了。

村民以务工的方式来到城市后，城市社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在现有制度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务工村民与城市社会之间存在流动的象征边界，务工村民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为了在城市社会更好地工作、生活下去，务工村民对乡土性进行了选择性移植。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对“农民工”群体产生和长期存在的影响。首先，本文描述了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变迁。其次，本文从农村家庭生产自主性、农业生产效率、农村家庭生活独立性等方面的变迁，讨论了“农民工”群体生活状态和动机态度受到的影响。最后，本文强调，我国“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和结构化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产生活制度和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